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卫国战争

anderlie

开幕
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共产党和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合并，这次合并意味着从组织上把年轻的共产党取消了，同时也意味着共产党人可以参加政府了。政府定名为革命苏维埃政府，其成员称为人民委员，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务人民委员朗德莱尔·耶诺和国防人民委员波加尼·约瑟夫（Pogany·Jozsef，1886—1937）等都是社会民主党人。无产阶级专政在匈牙利的诞生与其说是匈牙利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不如说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走投无路之下的权宜之计。首先，俄国红军取得极大成功，正在加里西亚、比萨拉比亚大举进攻，布达佩斯的人们普遍认为红军不久就会抵达匈牙利边境，这使得反革命力量认为，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可能性更加渺茫了；其次，3月20日上午，协约国驻匈牙利代表维克斯中校把一份照会交给匈牙利政府，要求一战的战败国匈牙利再让出一些领土，而匈牙利此前已经不止一次被强迫从临时分界线上后退了。战胜国决定加强那些从奥匈帝国统治下新独立出来的国家以反对俄国苏维埃势力的西扩，因此一再支持它们急不可待、贪得无厌的领土要求。匈牙利统治阶级必须为几个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为输掉的战争付出代价，而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想付出这种代价，实力强大的军官团更是坚决主张为了国家利益和荣誉，不惜和苏维埃俄国建立“同盟般的合作”。因为迫不得已而结成的同盟是不可靠的，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即一部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带着反革命企图来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工作的。共产党人不知道，他们的忍让态度将使无产阶级专政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红军诞生
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十分清楚，迟早不可避免地要与邻近的几个有领土要求的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建立一支完全可靠的、有战斗力的新军队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在这方面，国防人民委员波加尼·约瑟夫的思维显然跟不上形势，他仍然主张实行募兵制，结果工人和农民对“充当雇佣军”没有兴趣，而现有部队的士兵们则极力抵制，因为他们认为，募兵制就是想让他们复员。而共产党人想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组建一支相应人数的军队。
3月25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组建红军的条令，其主要条文如下：
1、红军“首先应由从有组织的工人中招募的、现在还在服役的无产士兵组成”。
2、“反对一切内外敌人、保卫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为解放世界无产阶级而斗争是每一个战士平等的职责”。
3、“只有保证革命的纪律性，红军才能起到自己的伟大作用。它使红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4、“连队指挥员应尽量由有作战经验的无产阶级分子来担任。”
5、应根据匈牙利社会党的推荐为各营或独立营任命政治代表。
6、在红军内建立工人后备营，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它们投入到抵御外来侵略和镇压国内反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4月2日的政府会议上，波加尼·约瑟夫报告了军队的组建情况。他在报告军队现状时报喜不报忧，甚至声称协约国的军队处于守势。而两位共产党的副国防人民委员则比较实际，桑托·贝拉说前线的士气已经完全涣散，他认为应当向前线增派大量部队，因为敌方也在增兵。萨姆埃里·蒂波尔（Siamuely·Tibor，1890—1919）则认为红军的组建工作已接近于失败，没有任何已经装备起来的部队、没有训练营、没有派出政治委员，军队中充斥着无政府主义。而伯姆等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则把组建红军方面存在的错误归结为波加尼和萨姆埃里的个人矛盾。
4月3日，布达佩斯城防部队发起了倒波加尼的示威游行，于是，革命苏维埃政府决定撤消波加尼和萨姆埃里的职务，组成包括前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伯姆·维尔莫什、著名的右翼人士豪布里赫·约瑟夫，共产党人库恩·贝拉（Kun·Bela，1886—1939）、菲埃德莱尔·莱热以及桑托的新国防人民委员会。
这以后，红军组建的工作速度大大加快了，从2月到4月初，应招募的人员只有两万出头，而从4月3日到16日，已经达到五万三千人。但是，由于存在着安置和装备困难，只能吸收一小部分人员入伍。
国防人民委员会还采取了建立国际团的措施，前俄国战俘、奥地利志愿者，以及匈牙利内居住的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最有觉悟的分子，响应革命政府的号召，大批自愿参加红军。
工人后备营的组建工作也开始了。4月8日，布达佩斯各大工厂的工人们在热烈的群众大会上决定成立工厂连队。根据会议决议，在各工厂相继成立了连和营，其成员在下班后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很清楚，大多数职业军官过去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然而十分明显，如果没有军事专家，组建和指挥军队都是无法解决的。政府只能指望军官们会愿意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意图而斗争。当号召职业军官们去红军中服役时，多数人果真没有反对。这首先是处于自己生存的考虑，因为除了打仗以外，他们什么也不会。当然，他们不能指望获得以前那么多的收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钦佩苏维埃政府在办理公务和军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敢精神和坚强意志，他们期望在反对外敌入侵时，苏维埃政府会比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是，也有很多人打算，当共和国的意图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一致时，他们愿意为共和国服务，以后他们将利用在军队中担任的职务，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在国防人民委员会重组后军队的组建工作比较顺利，但是，不足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主要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们（其中包括很多共产党人）没有正确评价国际力量对比，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心。
4月11日，库恩·贝拉在政府会议上，认为“协约国自己做不了任何事，它也不能使在前奥匈帝国版图上新建立的国家来反对我们。”
4月12日，伯姆和朗德莱尔又以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而实际上，这时候罗马尼亚的封建贵族军队已经接近完成战争准备。
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起到军事行动开始，共有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由于错误的扩军方式、物质和组织方面的困难以及低估了敌人进攻的危险等原因，国防人民委员会只向军事分界线增派了１４个半营、３个炮兵连、１个骑兵连和１个工兵连。
4月中旬，红军形式上由６个步兵师、塞凯伊军团和１个海军旅组成。实际上，各师的组建工作都没有完成，除了塞凯伊军团以外几乎不具备有实战能力的部队。
二、战争还是和平？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他们原本打算通过那些控制在帝国主义大国手中的东欧资产阶级政权，铸造一条从芬兰到黑海、把红色俄国孤立在欧洲之外的“防疫链条”，而现在这条“防疫线”断了。
共和国成立几天以后，协约国封锁了匈牙利的边界，对共和国实行制裁。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认为，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存在下去，而在方法上，他们的意见有分歧。
法国从一开始就坚持武装干涉，它在巴尔干驻扎着几十万法国-希腊联合部队——东方远征军；法国驻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军事使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军队；利用这些国家的军队进行武装干涉显然会加强法国在东欧的影响，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乐于这样做，他们认为武装进攻可以最迅速和最有把握地保证满足他们对领土的要求，同时摧毁对他们的社会制度存在的巨大政治威胁。
意大利人也非常愿意在东欧事务中插上一只脚，于是提出由他们出兵去占领匈牙利，但是遭到了法国人的竭力阻挠。
原则上，英国人也有武装干涉的想法，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向罗马尼亚运去了十万套英国士兵的装备。但是，如果军事干涉将导致他们的竞争对手在欧洲权势的巩固，他们自然是反对的。他们自己没有在匈牙利边界驻扎大量的军队，因此他们认为其他强国的行动对他们不利，并竭力把自己的立场美化为关注欧洲的和平和繁荣。
美国人认为应该用“和平方式”——使用外交手腕和利用社会民主党人——消灭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和平环境中产生的，她受到匈牙利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采用武装进攻必然引起世界上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不满和愤慨，更严重的是将损害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美国作为民主和自由卫士的声誉。
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一再重申：它并不主张领土完整，没有战争意图，愿意在谈判桌上解决一切问题。这一切也使协约国难以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
基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巴黎和会的核心机构“四人会议”根据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建议，于3月30日决定派遣以英国将军史末兹为首的代表团去匈牙利深入了解情况，与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
史末兹在匈牙利了解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同盟的不得已性，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点从内部而不是武装干涉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美国驻布达佩斯的代表布朗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史末兹在4月6日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最聪明的做法是：我们不要因为停战协定的某些非本质的条款而迫使双方交战，而是在听取了匈牙利人的意见之后在巴黎或其他地方最后解决政治边界。”
根据史末兹的报告，“四人会议”向匈牙利政府发出参加巴黎和会谈判的邀请信，但是这封信未能到达布达佩斯，因为罗马尼亚军队在4月16日发起的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
法国人从来就没有放弃武装干涉的计划。他们不便公开反对巴黎和会的决定，就耍起了两面派的把戏，法希东方远征军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里于4月8日赶往布加勒斯特，建议罗马尼亚政府“刻不容缓地占领布达佩斯。”法国人以及与他们意见一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政治家的意图是：迅速进攻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以迫使巴黎和会承认这一既成事实。
4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科罗法奇下令准备进攻；
4月10日，罗马尼亚宫廷会议决定向匈牙利发起进攻；
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是罗马尼亚的军政领导，都把自己的侵略行径说成是合法的、正义的行动。尽管巴黎和会当时还没有承认任何边界，科罗法奇在4月7日的命令却是“向捷克斯洛伐克所承认的新的临时边界”挺进。而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普雷桑将军则把进攻说成是自卫措施，说“匈牙利人对我军不断袭击，破坏了停战协定的条款”。
三、侵略
无疑，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短短的时间里，即便用最大的精力也不可能在共和国边界建设巩固的防线。但是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军事侦察工作薄弱以及对协约国的态度抱有幻想，使苏维埃政府在加强边防上所做的工作与实际需要相比，实在是太少了。
朗德莱尔在4月14日，即发动武装干涉的前两天，在革命苏维埃政府会议上过分乐观地说：“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我们所处的情况一样。”
可实际上，部队的整编工作还没有结束，例如到4月中旬，第六师的人数是７９８６名，其中有３７００人还没有武器。而且军队还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它身上有许多资产阶级的烙印，而战斗力最强的塞凯伊军团又是其中最不可靠的。
双方力量对比如下：
北部，红军有三个师，包括２８个营和１４个炮兵连；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有四个师、四个旅，包括８５个营和２４个炮兵连。
东部，红军的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包括３４个营和１６个炮兵连；与他们对峙的是罗马尼亚的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加强支队，包括６４个步兵营、２８个骑兵连和４８个炮兵连。
南部，红军总共只有１１个有战斗力的营和４个炮兵连；对着法国和南斯拉夫的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
纳吉瓦劳德的工人苏维埃在4月3日就报告说塞凯伊军团有些不正常，士兵们“可能受军官的影响，开始对苏维埃共和国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军团司令克拉托奇维尔上校已经派代表到法国将军贡德勒库尔和久洛那里，告诉他们说：“ 塞凯伊部队不是共产党人，甚至愿意同罗马尼亚军队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
军事人民委员会（即原来的国防人民委员会）半信半疑地派出一个委员会去塞凯伊军团调查，但委员会只满足于用国际红色团的士兵撤换了军团的两个营。东线的红军有这样的隐患，后来的灾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4月16日凌晨，罗马尼亚军队向红军的外蒂萨防线突然发动进攻。这使得克拉托奇维尔左右为难，后来他在书中这样写到：
“……我想让他们掉转枪口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因为罗马尼亚人向我们进攻了。糟蹋塞凯伊和埃尔代伊（支队）的匈牙利人的每一滴血都是可惜的，因此，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极为重大……我下了命令，要他们避免无谓的流血，不进攻也不反击，在罗马尼亚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我们应该让步。”
虽然军团的有些部队在早晨进行了顽强的防守，但是上午10时，克拉托奇维尔发布了全军撤退的命令。此后，塞凯伊部队再没有对入侵者进行过认真的抵抗。
东线的另外两支部队，第３９旅和第六师也遭到了进攻，在优势兵力面前，再加上塞凯伊军团的撤退暴露了侧翼，他们也不得不撤退。
军事人民委员会原计划在后方把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编成一支强大的后备军，利用它向罗马尼亚军队进行反击。但是由于克拉托奇维尔的迅速后撤使原来计划集中部队的地区（埃尔米哈伊村和瑙吉卡洛伊附近）在援兵没有到来以前就落入敌手。
克拉托奇维尔为了欺骗军事人民委员会，在4月17日晚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损失极大，估计近60%”。他们的目的是想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撤退得那么快。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伯姆在4月22日的一次谈话中还说：“苏维埃共和国十分钦佩好样的塞凯伊无产阶级士兵及其真心实意为革命工作的领导。”
由于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革命苏维埃政府在4月18日决定，把能从其他战线抽出来的全部力量都调到东线，以及向全国无产阶级呼吁，加快征兵，组织工人兵团以加强红军的力量。
4月19日，布达佩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召开会议，决定革命苏维埃政府和工人苏维埃成员的一半以及全体工人的一半上前线。
4月23日，已经有二十四个新组织起来的工人营接受了革命苏维埃政府成员们的检阅。
革命苏维埃政府根据库恩的建议，还决定建立军队司令部，直接指挥在外蒂萨作战的部队。但是究竟任命谁担任司令，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共产党人大多希望委派萨姆埃里·蒂波尔，而社会民主党人则推荐伯姆。争论相当激烈，有些人甚至要挟说，如果萨姆埃里当选，他就辞职。
库恩认为如果在危急时刻，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之间再闹分裂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本人最后也支持任命伯姆。
这样，伯姆就成为外蒂萨军队的司令，萨姆埃里则被任命为防止反革命活动的后方委员会主席。
伯姆虽然当过国防部长，但缺乏一个司令需要的军事素养，因此，任命他的好友、前参谋部军官斯特罗姆菲尔德·奥勒尔为东线外蒂萨军队的总参谋长。斯特罗姆菲尔德是一位优秀的军官和坚定的爱国者，虽然他早已退休隐居，但在接到祖国的召唤时，还是立即赶到索尔诺克市（索尔诺克州首府），在民族饭店着手组织东线司令部。
斯特罗姆菲尔德深入了解了外蒂萨地区的情况和部队的状况后，当即认为暂时放弃外蒂萨势在必行：从全国各地调到东线的增援部队缺乏统一调配，未能一下子全投入战斗，他们面对着在兵力和火力上处于优势的敌人，还没能对战斗起实质性的影响就被歼灭了；前线部队的士兵涣散的士气也严重影响了新来的部队；由于塞凯伊军团的迅速逃跑，大多数部队没有对敌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抵抗就被迫撤退，即使如此，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包围。到前线视察的萨姆埃里也指出：“部队被迫后撤的原因不是缺乏装备，而首先是缺乏纪律和领导人。”他认为首先必须改进部队的领导，尤其是部队的政治领导。
要整顿部队、加强纪律性、安排新的指挥官和政治代表，部队必须要有喘息的机会。因此，军事人民委员会决定把部队撤到蒂萨战线后面，并在蒂萨河东岸保留三个桥头堡，以作为将来反攻的据点。
由于罗马尼亚军队北翼的进逼有可能切断红军向托考伊（在蒂萨河西岸）撤退的通道，斯特罗姆菲尔德于4月25日命令前不久作为后备力量调到尼赖吉哈佐（索博尔奇-索特马尔州首府）的第一师进行反击，以减缓敌人前进的速度。
第一师于次日开始进攻，战斗持续到傍晚，迫使敌人往大卡洛方向撤退。波加尼·约瑟夫对这次战斗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担任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时并不称职，但这次证明他是一位成功的政工人员。他在几天之内就把第一师官兵们的士气调动起来，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人也亲自参加作战，他的英勇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这是红军自开战以来在防御战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第一师的榜样表明：如果强大得多的塞凯伊军团也能恪尽职守，就会是另一种局面。
然而，第一师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能保持住，因为就在同一天，克拉托奇维尔上校率领一部分塞凯伊部队向罗马尼亚人投降。他们把武器装上车，送到马泰索尔考，由罗马尼亚人接收。5月初，罗马尼亚人取道德布勒森（豪伊杜-比豪尔州首府，已于4月23日被罗马尼亚军队占领）把投降的军队送到布劳肖。但是，叛徒没能使整个塞凯伊军团都投降，仍有很多部队的爱国官兵同红军一起继续撤退，并且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都能忠于职守。

4月底，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危机进一步加深。27日，北线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也开始进攻。30日，他们已经进驻蒙卡其、沙托劳尔姚新地，逼近米什科尔茨（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首府）和埃格尔（赫维什州首府）。
南线的南斯拉夫部队也发起进攻，占领了毛科、瑙吉劳克，并和法国人一起占领了霍德梅泽瓦沙海伊。这样，他们与罗马尼亚军队的战线连成一片，席卷了整个蒂萨河东岸。
东线军队没有能守住蒂萨河东岸的桥头堡，并凌乱地向蒂萨河战线的后面撤退，军队司令部由索尔诺克市迁到格德勒，失去了同部队的联系。
5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攻进了米什科尔茨，并且以占领全国最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绍尔戈陶尔扬（诺格拉德州首府）相威胁。
“部队衣衫褴褛，士气低落，有反战情绪。接受一个防御阵地时，估计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留在那里，其余的都散了。”
“这个师的士兵完全跑光了，回家了。炮兵把炮也扔了……师的整个战线完全崩溃了，连最起码的抵抗也谈不上。”
“第６０旅完全瓦解了，他们只有几支枪。”
这些就是5月的头几天，各指挥部在报告中所描述的关于红军现状的图画。
5月1日凌晨，革命苏维埃政治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社会民主党控制下的几个工会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苏维埃政府右翼的支持下要求苏维埃政府辞职。而伯姆则声称要保住首都是不可能的，建议派代表去敌军司令部缔结紧急停战协定。
共产党人也同意派代表去，但他们建议与此同时要动员工人阶级起来武装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伯姆借口工人不愿意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嘲笑共产党人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政治委员会决定征求布达佩斯工人营领导人的意见，根据他们的主张再做决定。
伯姆发布派代表到捷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司令部的命令，但在命令中丝毫没有谈到红军部队今后的态度，以致于各师指挥部都以为这就是停战命令。
共产党人和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虽然知道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但是并不认为它注定要失败。他们竭尽全力动员首都工人阶级起来战斗。
5月2日上午，当库恩得知大部分部队由于伯姆的指示已经停止了战斗，就取得桑托和朗德莱尔的同意命令他们继续作战。
在下午召开的苏维埃政府会议上，左右两派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也倒向了右派的立场。教育人民委员库菲·西格蒙德在4月26日的会议上还在主张保持政权，继续战斗，但是现在他已经主张苏维埃政府辞职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萨姆埃里则坚决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的想法，他认为即便首都迁往多瑙河西部，苏维埃政府也必须保持政权。接着发言的桑托和朗德莱尔都坚决主张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革命的争论占了上风，苏维埃政府坚守岗位准备保卫首都，5月3日清晨，人民委员们走访了首都各个工厂和企业，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工人参加红军。工人阶级的热情是难以想象的：佩斯铁路机车北库半数以上的工人，共１８００人编成连队于3日早晨直接从工厂开赴兵营；虽然革命苏维埃政府只号召１８至４５岁的工人拿起武器，但许多企业自行决定把应征年龄延长到５０岁，即使如此，仍然有许多老工人因为超过了年龄而不能入伍，他们都愤慨地提出抗议；本来从工厂生产的利益考虑，杰尔市榨油厂的部分工人参军的义务被免除，但他们坚持要入伍。
工人阶级保卫祖国的热情，深深打动了那些由于阶级地位不同、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自己的事业，但是处于爱国主义的情感愿意为保卫祖国而战的人。
红军炮兵司令员什雷伊奈尔·卡罗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原本是奥匈帝国皇家军队的一个上校，他说道：“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是军人！我愿意将我的专业知识和一切其他学识贡献出来，我将认真地工作并执行人民委员先生的命令。”这位上校说到做到，他使红军在短短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出色的炮兵部队，它在质量上大大地超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炮兵。
对于无产阶级参加战斗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高兴和乐观，伯姆在5月5日推托有病请求辞去军队总司令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革命苏维埃政府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四、转危为安
5月头几天，对无产阶级专政威胁最大的地方是索尔诺克和绍尔戈陶尔扬。由于英国代表在巴黎严厉抨击罗马尼亚的擅自行动，罗马尼亚总参谋部认为继续进攻是不适宜的，所以他们把渡过蒂萨河的部队都撤回了东岸。不过临走前他们任命一个匈牙利的旧宪兵大尉为索尔诺克市的城防司令，这个家伙组织了白卫军，开始把有左翼思想的人集中关押起来。
索尔诺克反革命分子的好景不常。5月3日，萨姆埃里率领集中在采格莱德的红军部队开进该市；经过激烈的巷战，驱散了白卫军。索尔诺克的工人听说红军快来了，就拿出埋藏到武器，为消灭反革命分子提供了很大的援助。
绍尔戈陶尔扬的局势则要严重得多，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并没有停止进攻，而这一带近七十公里的防线只有红军第８０旅负责保卫。这支新军本来就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加上4月下旬把最精锐的营调到东线去，更削弱了它的力量。伯姆和第80旅的指挥官都认为应当放弃绍尔戈陶尔扬，而库恩和桑托坚决反对，在他们的建议下，革命苏维埃政府派遣了两名共产党员——副社会所有制人民委员海维希·久洛（Hevesi·Gyuia，1890—1970）和副商业人民委员拉科西·马加什（Rakosi·Matyas，1892—1971）去绍尔戈陶尔扬动员当地工人保卫城市。
绍尔戈陶尔扬和附近厂矿的工人们在最紧急的关头占领了城市北部的一些高地，并在援兵到来之前守住了这些阵地。工人在城市前面修筑工事，到处都成立了小分队，在捷克军队的后方破坏铁路线和切断电话线。
从东线撤退到豪特万的红军第六师接到了击退威胁绍尔戈陶尔扬的敌军的任务。5月8日，第六师开始进攻；5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第２旅受到重创，开始向菲莱克-洛松茨方向逃跑。但是在5月11日，军队司令部命令第六师放弃追击，撤退到南方的凯奇凯梅特（巴奇-基什孔州首府），理由是根据侦察情报，预计在5月下半月法国-南斯拉夫军队会在多瑙河—蒂萨河间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日子一天天过去，预计来自南边的协约国进攻毫无迹象，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越来越大。这里的敌人在第六师调走后重整旗鼓，对埃格尔和绍尔戈陶尔扬北部的红军部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红军司令部很清楚，仅仅以消极的防御不能排除威胁北部的危险，要掌握主动权只有反击。好在经过总参谋长斯特罗姆菲尔德的努力，到5月中旬，红军已经拥有三个军、八个新编师，共１１３个营。由东线军队司令部改组而来的总司令部于5月15日作出决定：第三军（辖１、４、６师）发动攻势收复米什科尔茨。
在军长朗德莱尔命令下，第一师于5月20日晨对占领米什科尔茨的敌人发起进攻，到了晚上，捷克斯洛伐克部队被迫放弃城市，在撤退的路上又不断遭到当地工人的武装小分队的袭击，许多地方的铁路都被炸毁。敌军的撤退变成了丧魂落魄的溃逃。
敌人不甘心丢失米什科尔茨。5月23日，捷克斯洛伐克人联合了罗马尼亚的部队，从多方面向城市进攻。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第三军参谋长久里埃尔·费伦茨已经向总司令部建议放弃城市，但是，第一师受到米什科尔茨和迪欧什杰尔的工人的紧急支援，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敌人的后方，被占领区的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在欧兹德、罗日纽和鲁道巴尼奥袭击城防部队，在派尔库保炸毁了桥梁，以阻止敌人向米什科尔茨输送部队。西斯洛伐克军总司令皮乔内将军不得不把大量的后备部队用于镇压工人武装起义。
与此同时，第五师和第三师乘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米什科尔茨，发起了反击，迫使敌军后退，排除了埃格尔和绍尔戈陶尔扬的危险。
虽然局势得到了暂时扭转，但危机仍很严重，大部分边界上都驻扎着几倍于红军的敌军，离首都只有一两天路程。而国际方面，在列宁指示下，乌克兰红军攻击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军队，越过了德涅斯特尔河，罗马尼亚总司令部不得不在5月将大部分力量从外蒂萨转移到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一线。
但是，乌克兰红军并不能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通过东加里西亚同匈牙利实现联合，一是因为红军里一个哥萨克族师长格里戈利耶夫在5月上半月叛变了，虽然伏罗希洛夫在很短时间内打败了叛军，但是这一行动牵制了不少力量。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因为邓尼金正率领四十多万白卫军进攻顿巴斯，使得苏俄红军不得不将西线的力量抽调到顿巴斯去，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红军只能在加里西亚、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留下足以牵制罗马尼亚军队但不能举行较大规模进攻的力量。
4月13日在德国慕尼黑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在5月1日被颠覆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阵地逐渐得到了巩固，匈牙利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五、北线战役
4月底5月初，在以什么方式推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上，英美的立场转变了。他们认为现在不能指望从内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威尔逊和劳埃德·乔治建议由法国人进行武装干涉，但现在轮到法国人不愿意了，因为他们很清楚，现在推翻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匈牙利管辖权就会落到以英美为首的协约国委员会手中，法国人不会做火中取栗的傻事。德国人不愿意签订和约也使他们伤透脑筋，法国领导人不知道是否还需要对德国动武。
匈牙利的领导人很清楚，全面进攻虽然暂时还不会到来，但它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到来。而且很明显，如果帝国主义同时从各方面协调一致地发动进攻，要保住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只有逐个同敌人展开斗争，红军才有打赢的希望。
5月底，第三军军长朗德莱尔在寄给红军司令部的备忘录里对军事形势做了分析：
“……如果我们所有处于优势的敌人同时向我们发动进攻，局势将会变得十分危急。在这样的情况下，除投降外，没有别的选择……罗马尼亚和捷克人的战斗力不如红军的工人团，但红军抵挡不住战斗力强的法国军队的进攻……如果不发生挑衅事件，法国人不会发动进攻……红军应该把大部分兵力投放到北部，向若尔瑙或考绍方向发动总攻，击退捷克资产阶级的军队……向考绍方向进攻的好处在于可以及早恢复我们同俄国红军的联系，一旦发动攻势，也能较容易地在乔普附近重新部署部队解放外蒂萨。”
虽然还有其他设想，革命苏维埃政府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5月27日，红军司令部指定第三军执行这一任务，同时，驻扎在第三军西部战线上的第五师和第三师以及驻在北线最西部的第1旅也开始向前推进。
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乌克兰驻有９０个营和３２个炮兵连；红军司令部则在从伊波伊河口到绍约河口的战线上部署了７３个营和４６个炮兵连，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四分之一的战线上——考绍方向。
5月30日，红军在整个北部战线上发动了进攻。
敌人在战线的右翼顽强抵抗，然而在左翼，第三师第一天就占领了洛松茨；第五师也在31日开进了里马松博特。红军强大的攻势使敌人感到震惊，一些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例如第３旅的纪律立即涣散，丧失了战斗力。红军先后解放了蒂萨卢茨、森德瑙、托尔瑙奥姚、帕尔卡尼纳瑙、莱沃、沙罗什保陶克、沙托劳尔姚新地、谢尔迈茨巴尼奥和科尔波瑙。
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处境越来越困难，他们指望罗马尼亚军队参战以阻挡红军迅速的推进。埃诺克将军打电报向罗马尼亚总参谋部求援，但是遭到拒绝。回电说：“我们的部队于3日凌晨已经完全撤到蒂萨河左岸，我们炸毁了托考伊的桥。我们的任务是顽强地进行抵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人渡过蒂萨河。”
头几天，担任主攻的第三军进展缓慢，这是因为埃诺克将军把最精锐的部队都集中到考绍以南。
6月6日拂晓，考绍的捷军司令夏波尔为了挽救败局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用两个营和一个炮兵连的兵力向在瑙吉伊达村宿营的红军部队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连日来的战斗过于疲劳，当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进了村子，第４６旅的战士才觉察到，红军战士们来不及穿上衣和皮鞋就跑到屋外，自动地摆好进攻的阵势，以空前的气势扑向敌人，经过短时间的巷战，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早晨6时，执行反攻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弹药和预备队已经消耗殆尽，夏波尔将军命令部队撤退。就在同一天，红军第六师的战士开进了考绍城。
在以后的几天里，虽然敌人的反抗愈益加强，其组织性日益好转，红军仍在继续向前推进。第六师的先头部队于6月10日到达巴尔特福，把在斯洛伐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分割成两半。第三师到达高劳姆以西，第五师占领了蒂索尔茨和罗日纽。
这样，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红军推进了一百五十多公里，不但解放了匈牙利北部，还占领了斯洛伐克东部的大部分。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6月16日，在埃派尔耶什宣告成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并着手组建斯洛伐克红军。

按原来的计划，红军在打击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以后，应该横渡蒂萨河对付罗马尼亚军队。但是6月9日，朗德莱尔建议改变原计划：
“捷克人还没有被打垮，我们只是在后卫战斗中使他们遭到较大的损失，如果我们不继续进行刚刚顺利开始的对他们的战斗，或者只用次要的力量进行战斗，那就不能排除他们发起反攻的可能性。军指挥部认为在彻底消灭捷克军队之前就开始在外蒂萨同罗马尼亚人作战是不现实的。”
总司令部经过权衡，基本上接受了第三军指挥部的建议，决定在打击罗马尼亚军之前先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军。为此，计划向多瑙河以北集结较大的力量，在西部发动攻势，而对撤退到海尔纳德河和上瓦格谷地的敌人，用向鲁特考方向推进的部队迫使他们撤离瓦格谷地。
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因为在西斯洛伐克驻扎着大量没有动用过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一旦红军进攻罗马尼亚人，他们就可能给予已经削弱了的北线红军留守部队以沉重打击。
6月10日以后的几天，北部战线暂时得到了巩固。红军在准备新的攻势，因此只限于保卫已经取得的阵地；同时，部队进行了整顿。而捷克斯洛伐克军于6月10日—17日多次进攻，也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总的说来，战线没有大的改变。
当红军在为发动新攻势做准备时，捷克斯洛伐克西线司令部为了赶在匈牙利人之前发动进攻做了不懈的努力。6月初，用法国军官撤换了所有在斯洛伐克军队中服役的意大利军官，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失败的祸根。法国将军密特尔奥塞也接替了因失败而被解职的西斯洛伐克军总司令皮乔内将军的职位。
6月16日，密特尔奥塞用两个师的兵力对保卫莱沃镇的红军发起进攻。红军在这里只有３个营和１个炮兵连。幸亏已经到达集结地区的第四师赶紧前来支援，将敌人经过精心准备的进攻击退。
6月17日，集结在多瑙河以北地区的红军部队开始向西推进。总司令部为了指挥这一战役建立了一个新的第五军指挥部，辖第三、第四和第八等三个师。波加尼担任了第五军的军长。
6月17日和18日，第八师成功地向埃尔谢克乌伊瓦尔方向挺进。18日，它的前锋在埃尔谢克乌伊瓦尔以北到达了尼特劳河，然后横渡尼特劳河占领了邦凯西村，接着转向南，开始进逼埃尔谢克乌伊瓦尔。密特尔奥塞被迫从埃尔谢克乌伊瓦尔撤退，斯洛伐克政府已经准备撤离波若尼去捷克与斯洛伐克交界处的特伦钦或捷克的布尔诺（南摩拉维亚州首府）。
协约国立即向处于困境的同盟者伸出了援助之手。克雷孟梭代表巴黎和会于6月13日照会苏维埃政府，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划定了新边界线，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快将部队撤到新划定的边界线以内。
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对是否接受协约国的这一照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伯姆认为有必要接受，理由是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能长期胜任所面临的任务。实际上他所代表的右派和中间派指望协约国在签订和约的同时提出一些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将为建立一个代表他们的方针的政府奠定基础。
库恩和一部分共产党人也建议接受照会。他们的观点自然与伯姆及其同伙完全不同。他们认识到，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条件都要求做出妥协。他们认为，停战能使无产阶级专政取得喘息机会和——即使作出一定的让步——建立一种使政权得以巩固和等待国际条件向有利的方向转化的局面。而且在这方面，有苏俄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先例。
6月15日晚，党的领导机构以多数通过决定，愿意接受协约国的要求。库恩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克雷孟梭，并且告诉他，红军将停止进攻。在另一份照会上，库恩告诉克雷孟梭，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不停止敌对行动，红军不得不继续作战。
6月16日，伯姆以命令形式向红军传达了协约国的照会，接着，他命令部队停战。
所有这一切都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也可以说明，红军的政治工作不够细致和及时）。因为照会中提到的新边界线远远在目前的战线之后，指战员们对继续挺进已经没有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占领的地区到头来还得放弃。结果直到6月19日，仍旧未能占领埃尔谢克乌伊瓦尔。
六、叛乱
革命苏维埃政府23日授予布达佩斯城防司令豪布里赫即决裁判权。6月24日，各报刊刊登了豪布里赫关于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的命令。当天下午，布达佩斯的反革命分子发动了公开的武装叛乱。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叛乱的头目都是豪布里赫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参谋长洛伊托什大尉和最重要的保安部队——布达佩斯钢铁工人师的师长赫尼格·维尔莫。后者曾是豪布里赫在一战时期的旧部，所以被委以重任，即使在赫尼格有多种明显的反革命行为，例如拒绝签署自己的红军兵役证，甚至以命令形式禁止他的部下这样做的时候，豪布里赫仍然纵容赫尼格的叛卖行为，相反，却处分那些告发赫尼格反革命态度的政治委员们。6月11日，在反革命头目派雷尼·西格蒙德男爵被捕之后，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部审问了与其有联系的赫尼格，但由于豪布里赫出面干涉，赫尼格又一次逃脱了惩罚。
6月24日叛乱的军事基础是多瑙河舰队、卢多维卡军事学院和恩克斯炮兵营。按照计划，首先应由恩克斯炮兵营向市区开炮以表示行动的开始，然后多瑙河舰队从河上袭击苏维埃大厦，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占领电话总局和首都其他几个有战略意义的据点。
多瑙河舰队的军官团在奥匈帝国皇家军队里也是个有特权的贵族集团，因此特别痛恨无产阶级专政。老布达军港的政治代表安克奈尔是个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他在23日召集舰队的政治委员们开会，告诉他们要迫使苏维埃政府辞职，代之以“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与会者中间没有一个人向政府告发这个阴谋。
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学员都是旧帝国的剥削阶级的子弟，苏维埃政府相信这些青年能够改造好，让他们完成已经开始的学业。但是学院的教官们都是旧军人，向他们灌输了仇恨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而他们的出身以及父母家族的影响使这种仇恨更深了。
恩克斯炮兵营归赫尼格管辖，反革命组织把秘密武器库设在这里。
24日清晨，叛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莱姆拜尔科维奇·耶诺大尉通知洛伊托什大尉，准备在下午发动暴乱，要他说服豪布里赫把下属的武装部队调去支持反革命行动。而豪布里赫在得知这一信息后，表现得颇为暧昧，没有表示支持，也不表态。但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委员，没有断然拒绝参加反革命活动，不逮捕说客洛伊托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备正在策划中的叛乱，这些事实都使洛伊托什相信豪布里赫本人对此是支持的。因此，当下午4时，洛伊托什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有人问：“汽车可以去红堡吗？”他当即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接着，恩克斯炮兵营就响起了炮声。
与炮击同时，有三艘炮艇驶向多瑙河，到新佩斯时就开始向修道院射击，这里驻扎着一支保安队。新佩斯的毛乌特奈尔皮革厂的卫队也加入反革命队伍，他们在工厂挂起了旧政权的红白绿三色旗，每人都佩带上用三色彩带做的徽章。炮艇继续向前开，直到南面的铁路桥，然后，回转过来，炮击苏维埃大厦。
卢多维卡军事学院有一个支队占领了约瑟夫电话局，他们封锁了通往学院的所有道路，向每一个走近的人开火。
炮击开始后不久，库恩·贝拉、桑托·贝拉和红色卫队的共产党员指挥官扬奇克·费伦茨出现在第四军指挥部豪布里赫那里，接过了镇压反革命的指挥权。豪布里赫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措施镇压叛乱者，至少在表面上要这样做。库恩在视察了位于格德勒区的红军总司令部后，认为那里有动摇倾向，于是派去了一个工人营。而后来证明，红军参谋部里有一些人确实跟反革命组织有联系，参谋部的毛多尼茨基·厄登大尉表示可以派可靠的部队进攻首都以及通过发布内容矛盾的命令制造混乱。但是叛乱垮得太快了，因此阴谋没有得以施行。
反革命策划者指望叛乱开始后至少有一部分城防部队能站到他们那一边，大多数市民也会投靠他们，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叛乱发生后，只有大约２００人前来投靠，其中三分之一是前帝国的职业军官。
恩克斯炮兵营的士兵们起初以为只是一场演习，当他们发现他们发射出去的炮弹都是实弹时，立即了解了军官们的反革命目的，当即逮捕了他们，押送到红色卫队。
毛乌特奈尔皮革厂的反革命匪徒在工人营来到后，也很快放下了武器投降。
豪布里赫接到的命令是指挥对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叛乱者的作战，但是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夜里，当桑托·贝拉赶到约瑟夫电话局时，惊异地发现派去镇压盘踞在电话局的叛军的部队居然没有一个人受伤。第４１钢铁工人红色团的政治委员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命令，我们不能开火，与此相反，反革命匪徒们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向我们射击。”
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叛军把在电话局抓到的共产党员们捆绑起来放在大门口，因此部队不能进攻尚情有可原，但是进攻军事学院的行动也受到第四军指挥部和军官们抵制，有个支队的军官明显地抵制进攻叛军，结果被愤怒的士兵们当场打死。直到25日凌晨，士兵们的自动进攻才迫使学院大楼和电话局的叛军放下了武器。当保安队员们进入军事学院大楼时，发现了被杀害的政治委员的尸体。
到了6月25日早晨，只有炮艇甲板上的几十平方米还属于叛军的控制（这时候又增加了几艘舰艇）。他们既搞不到食品，也搞不到燃料，红军炮兵在格列尔特山上向他们开火，炮艇上的军官们决计离开首都逃往南斯拉夫。这时，叛乱舰只中“劳动”号的水兵们逮捕了反动军官，在桅杆上重新升起红旗，脱离了叛乱舰艇的编队并向他们开火。一颗炮弹击中指挥舰的司令塔，打死打伤一些叛乱军官。但是寡不敌众，“劳动”号在叛乱舰艇的围攻下被击沉。
虽然右派和投靠他们的中间派在叛乱的几天内普遍退让了，没有出来为自己的同盟者辩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尽力阻挠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处罚。
布达佩斯军事法庭把叛乱头目中的１１人判处死刑，６６人判处有期徒刑，对其中１６人的判决暂缓执行。军事学院的学员们被处以劳动教养。但是社会民主党右派阿戈什通·彼得领导的司法人民委员会却阻止了对死刑的执行。后来，苏维埃政府于7月10日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判决无法执行。法令规定：如果军事法庭宣布的死刑在48小时内未能执行，即应改为无期徒刑。
豪布里赫给了洛伊托什去维也纳的通行证，赫尼格也奉命到农村“度假”。
虽然有很多事实证明豪布里赫有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严重罪行，但是，他却依然留任。当时苏维埃政府内部力量对比悬殊，同意撤换他的票数不够。
七、致命的撤退
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北部战线的红军部队停止了战斗，并要求延长停战时间，因为协约国没有就罗马尼亚军队撤出外蒂萨的问题作出保证，苏维埃政府想利用这一段时间补充和重新调整红军部队，以便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红军可以继续发动攻势。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协约国反而以最后通牒形式要求红军于6月30日午夜前撤回到协约国所划定的边界线上。由于国内的混乱局面，共产党领导人希望撤退可以为消灭反革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重新整顿军队和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提供条件，于是同意撤退。苏维埃政府于6月29日作出了撤退的决议。
红军的撤退一般来说是有秩序的，尽管敌人违反协议，在个别地方袭击了撤退的军队，但是没有发生较大的冲突。但撤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是无法弥补的。
大多数部队存在失望、沮丧情绪。第三师指挥部的报告说：“撤离在向前挺进时夺回的领土，特别是鉴于大部分战士是那一地区的人，对战士们的情绪和军事素质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工人团的战士们，他们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已经白费了。
军官的情绪也出现了转折，大多数军官同红军的唯一联系，可以说就是想在红军中实现自己的民族主义目标——收复被占领的土地。这种联系在6月30日断了。无产阶级政府内部矛盾的激化也严重降低了政权在职业军官中的威信，无产阶级的干劲曾经使那些对无产阶级统治表示反感的人受到感动，而现在，军官们的情绪受日益公开的争吵的影响越来越倾向反革命了，大部分军官认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将是今后最主要的目标。
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基础也在下降，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5、6月份的节节胜利对这部分群众产生的影响已经走向它的反面。当部队在前方取得胜利时，让后方人民放弃一些东西，他们还容易接受。现在则认为所作的一切牺牲都是徒劳无益的。特别是当人们得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拒绝执行巴黎和会关于撤离外蒂萨的消息后，他们的情绪就更坏了。
为红军的胜利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总参谋长斯特罗姆菲尔德也在撤退后辞职了，他认为自己为巩固军队以及保卫国家所作的努力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他在给苏维埃政府的信中写道：“接受最后通牒就意味着投降……把胜利挺进的军队撤回会使军队瓦解，其后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很不幸，他所说的都成为了现实。
后来，库恩·贝拉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应该要求协约国作出保证，不立即开始谈判就停战甚至撤出部队是不对的。”

与苏维埃政府以撤退换得和平的愿望相反，协约国一刻也没有认真想过要同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签订和约。巴黎和会的首脑们委托法国的福煦元帅建立统一的指挥部并制定计划。7月17日，福煦向和会汇报，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政府都表示愿意参加这一行动，他们所能提供的兵力连同法国驻匈牙利的军队一共将近二十二万。但在是否发动进攻的问题上，和会没有最后表态，列强首脑们担心发动战争会激起本国劳动者的愤慨。
早在5月5日，匈牙利的反革命流亡者就成立了以卡罗伊·久洛伯爵为首的政府。不久，他们迁至塞格德市（琼格拉德州首府）。这个“政府”的国防部长霍尔蒂·米克洛什竭力想建立一支反革命军队。他开始在塞格德市周围的村庄征兵，但成绩不大，许多地方的农民把募兵队赶走了。最后，他们一共收罗了３５００名军官、２５００名士兵和８００名宪兵，成立了一支在某一点上酷似哥伦比亚军队的武装，即官比兵多得多。
霍尔蒂同红军总参谋部的反革命军官们建立了联系，要求他们“把赤色分子从军队中清洗出去，把清洗过的军队派到南方来执行反革命任务，由格德勒（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这里指总司令部里的反动势力）确定这些师什么时候能够作好准备，由塞格德决定最后的起事日期。”
反革命在红军中的代表人物是接替斯特罗姆菲尔德担任总参谋长一职的久里埃尔·费伦茨，他在1927年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谈到了自己接受总参谋长职务的真正意图就是要利用这个职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必须迫使红军去进行一项注定要失败的行动，以便毁掉红军这一无产阶级的支柱。于是，他决定向防守在蒂萨河对岸的罗马尼亚军队发起进攻，因为“这支士气低下、技术装备低劣的军队不可能胜任这种难度的战役，不可能横渡蒂萨河去攻打没有受到挫折、以逸待劳的罗马尼亚军队”。
在北线战役时大力渲染不利形势的伯姆却非常赞同这个有明显军事漏洞的计划，于是久里埃在7月5日发出关于准备外蒂萨战役的命令，要求红军以大部分兵力横渡蒂萨河，进逼到协约国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库恩和萨姆埃里·蒂波尔都反对这一冒险进攻，而朗德莱尔则表示赞成，他认为这样可以鼓舞起部队因为撤退而低落的士气，而且，他非常希望拿到外蒂萨的粮食以保证全国的粮食供应。大多数苏维埃政府成员都认为受到了协约国的欺骗，想消除撤退带来的不良后果，不惜诉诸武力也要迫使协约国履行诺言。于是，苏维埃政府批准了久里埃尔的计划。

客观地看，利用现有的红军，即使有好的领导和各种有利条件，也不可能指望在短期内给外蒂萨的罗马尼亚军队以决定性的打击。而战斗的拖延将为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南斯拉夫部队集中进攻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给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口实，把匈牙利说成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不可能同它和平地达成协议。
八、阴谋与背叛
在7月，对军队的最高层的政治监督和指挥放松了，因为那些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委员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同反革命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上。由于大多数右派人民委员的蓄意隐退，他们的工作也要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去完成。库恩·贝拉几乎挑起了领导国家的整个重担；朗德莱尔除了指挥第三军外，还要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和铁路工作；其他人也都在超负荷地运转。
和其他右翼一样，伯姆也在7月14日坚决地从红军总司令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去担任驻维也纳大使的闲职。他在卸任前也没有忘了发布命令，规定指挥官有权逮捕干涉本部队战役指挥的政治委员。他毫不怀疑，职业军官们将利用这项命令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幸而由于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军事领导人的坚决抗议才收回了这项命令。
在发动攻势前不久，朗德莱尔才接任红军总司令，可以说，进攻的准备工作都是由久里埃尔一手包办的，他尽了一切努力来使红军在进攻中吃败仗。朗德莱尔缺乏军事方面的经验，对战术战役等专业问题所知有限，他在一名正直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长的协助下，也许能够胜任总司令的职务。由于在朗德莱尔任第三军军长时，久里埃尔就是他的参谋长，他在当时还没有表现出其反动的本质，使朗德莱尔对其信任有加，而久里埃尔却用卑鄙的背叛回敬他的信任。
　　部队中政治教育工作也非常薄弱。虽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明尼赫·费伦茨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但由社会民主党书记处任命的部队政治代表大多数都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而被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逮捕或告发的那些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右翼的庇护。这就是没有独立的共产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红军在撤退后进行了改组，第五军被解散了，波加尼改任第二军军长。第一军集中在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南部地带；第二军在多瑙河西部；第三军在米什科尔茨—托考伊—沙托劳尔姚新地附近；第四军继续留守首都。
到7月20日止，整个红军有１６１个营，其中有７８个营、３个骑兵队和９１个炮兵连作为进攻部队；而罗马尼亚干涉军在外蒂萨有９２个步兵营、５８个骑兵连和３０多个炮兵连。相比之下可以看出红军力量的单薄，即使红军炮兵的数量优势也只是纸面上的，炮弹只够一两天用，战斗打响后，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红军炮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在确定进攻部队的前进方向时，总参谋部的着眼点是不给红军的两翼安排策应部队，从而给敌人的包围战创造了良好的机会。第三军的参谋长为此向久里埃尔提出意见，说他太忽视对主力进攻部队侧翼的保证工作了。久里埃尔却没有做出解释。
　　总参谋部为了让敌人能更容易地消灭进攻部队，还设法把总攻计划和红军进攻部队的兵力装备一览表都交给了罗马尼亚司令部。他们先把文件交给维也纳的反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再由这个委员会把文件转交英国驻维也纳的军事使团。英国人把文件复印多份交给各盟国的总参谋部，并给坎宁安候爵开具英国信使证，让他把这些材料交给塞格德。塞格德的反革命分子把作战计划交给特鲁布里奇海军上将，他又把这些转交给罗马尼亚总参谋部。
　　更有甚者，在许多地方给部队提供的不是实弹，而是空包弹；给炮兵则运送不合口径的炮弹。
　　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叛徒们都得到了奖赏。霍尔蒂的反动政府在把斯特罗姆菲尔德、朗德莱尔等爱国将领投入监狱的同时，把叛徒们提升到很高的职位。这里面不包括“功劳”最大的久里埃尔，因为他的叛卖行径已经众所周知，而这大大有损“民族军”的声誉，他们让久里埃尔退休了。其他人都爬上了高位，例如在首都组织叛乱的洛伊托什大尉当上了总理，苏维埃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会侦察部的部长斯托姚科维奇改名换姓后去了德国，后来当了希特勒的官员。红军的一个师长韦尔特·亨利克当上了总参谋长，贝尔迪·奥洛约什也被晋升为中将。

根据计划，由第一军（下属第２、５、６、７师）担任主攻，打击索尔诺克—纳吉瓦劳德—瑙吉莱陶方向的敌人。其中，第２师在琼格拉德方向渡过蒂萨河，第５、６、７师在索尔诺克城渡过蒂萨河。
　　第三军（下属第１师和第２、３旅）的主力在托考伊渡过蒂萨河，主攻尼赖吉哈佐，其他部队在瑙吉法卢、蒂萨多布和鲍尔绍一带渡河。由于原来的军长朗德莱尔已经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所以由劳动人民委员波卡尼·德热接任军长的职务。
　　第８０旅在第一军和第三军之间，从波罗斯洛出发向蒂萨菲赖德—德布勒森一带挺进。
　　
　　７月２０日拂晓，经过大规模的炮火准备后，红军开始大举进攻。集中在索尔诺克的２１０门大炮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虽然索尔诺克公路桥通过分洪区的那一段桥梁已经被敌人炸毁，而且由于反革命的破坏，渡河工具极端缺乏，到早晨９时为止，第６、７师的大部分人还是渡过了蒂萨河。到晚上，进攻的全部主力都在蒂萨河东边建立了桥头堡。第２师也过了河，开始向森特什方向挺进；第三军的不少部队都在左岸站稳了脚跟。
　　第二天，敌人的抵抗明显加强，虽然第２师成功地占领了森特什和塞格堡，第三军却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击，有个团被击溃。
　　情况最糟糕的是第８０旅，他们没有获得司令部答应供给的渡河工具，直到２１日，才尝试着用应急工具把一些小分队渡过蒂萨河。２２日，４个营中有３个营到了河左岸。由于这个旅是由国际主义战士组成的，反动的职业军官们特别反感他们，只为其配属了一个炮兵连，而这个唯一的炮兵连的炮陆续都出了故障。供应的弹药也不够，迟到的补充弹药大部分是空弹。
　　
　　在总司令部的命令下，虽然第一军指挥部感到担忧，还是把３个师都派到进攻的第一线，这就使其处于没有后备力量的境地，无法对付敌人可能的包围战。而原本能够在形式上掩护主力侧翼的第２师也于２３日在敌人的压力下开始后撤并放弃了森特什、明曾特和塞格堡。
　　直到７月２３日，罗马尼亚军队的主力也没有现身。他们熟知红军的作战计划，耐心地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以保证攻击匈牙利主力侧翼的战斗取得成功。罗马尼亚驻外蒂萨部队司令马尔达雷斯库将军从头三天的事态中感到自己得到的作战计划是可信的，他认为将主力投入战斗的时机已到。
　　２４日下午，２个步兵师和１个骑兵师开始向红军主力左翼的第６师发动进攻，在敌人的优势兵力面前，红军撤退了。与此同时，１个步兵团又２个营、１个骑兵团偷袭了第８０旅，红军的弹药很快用完，不仅火炮停止了射击，连步枪开火的声音最后也渐渐停了下来。补充的弹药很晚才到达波罗斯洛火车站，战士们把弹药箱从车厢里卸下来后急忙送给战斗在河左岸越来越绝望的战友们。但是弹药箱里装的全是空包弹，前线一片混乱，罗马尼亚人趁势把红军挤到蒂萨河边，死里逃生的战士们撤退到菲泽绍博尼，却发现他们在进攻前就应该得到的船和浮桥还放在车站的轨道上。
　　第８０旅的１２２６人，仅在２４日一天，就有８９３人牺牲或被俘。这幕惨剧的总导演久里埃尔在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６日的《匈牙利人》上写道：“这个旅的覆灭确实没有使我感到伤心。”
　　北翼的第三军也遭到了敌人的大举反击，许多地方都展开了肉搏战。最后，英勇的第三军顶住了敌人的围攻并给予其重大杀伤，使其未敢继续进攻。但总参谋长却在２５日下令他们撤退，其他红军部队也接到了类似的命令，士兵们和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官们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反对总参谋部和前职业军官的情绪越来越强烈。第三军指挥部的报告中就撤退一事写道：“第三军的常胜部队仅仅是考虑到全局才被迫这样行动的，部队绝大多数人直到最后都是愿意进攻的。”。
　　７月２７日，最后一批红军部队也撤退到蒂萨河以西，令人费解的、叛卖性的撤退完全破坏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大家对以后的战斗再也不抱成功的希望。
尾声
　　红军的失败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个致命的打击，伯姆等人借机同协约国秘密交易，希望建立能够得到列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消灭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恢复资产阶级制度。巴黎和会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匈牙利签订和约，撤出外蒂萨，取消封锁并提供食品，但不以无产阶级专政政府为谈判对象。伯姆根据这个声明，劝说苏维埃政府辞职，把政权交给右翼社会民主党政府，久里埃尔也对朗德莱尔说，继续抵抗已毫无希望。而库恩、朗德莱尔、波加尼都认为应该继续斗争。
　　除了政治诱降外，武力颠覆也开始进行。罗马尼亚把在外蒂萨的部队增加到１１９个步兵营、６０个骑兵连、９８个炮兵连，在７月３０日凌晨，开始横渡蒂萨河，准备进攻布达佩斯。失去斗志的红军前线部队节节败退，有些部队开始瓦解。
　　另一方面，库恩寄予厚望的乌克兰红军的援助也泡汤了。白军的邓尼金将军已经攻克察里津（即斯大林格勒），并开始进攻莫斯科，对于库恩的请求，列宁无力援助。
　　在苏维埃政府内部，共产党人要求出动拥有２３个营和２万多人枪的布达佩斯第四军抵抗罗马尼亚干涉军，第四军的战士们也对他们在国家危急时无所事事感到不满。但是却遭到豪布里赫的反对，未能通过。
　　
　　８月１日上午，在党的领导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联席会议上，右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苏维埃政府决定辞职，并把政权转交给由工会领导人组成的政府。佩德尔·久洛建立了所谓工会政府，实际上，他当权六天就为反革命的恐怖专政打下了基础。不过，资产阶级对他并不满意，他很快被更为反动的弗里德里希·伊斯特万（１８８３——１９５１）所取代，由后者进行了大肆的白色恐怖，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８月的白色恐怖到来以后，被迫害的左派领导人纷纷流亡，萨姆埃里·蒂波尔在翻越奥地利－匈牙利国境线时牺牲；波加尼·约瑟夫和库恩·贝拉逃到奥地利，后去苏联，但不幸在三十年代的“肃反”中被杀害；朗德莱尔·耶诺则被反动政府投入监狱。不久之后，匈牙利迎来了黑暗的法西斯统治，直到纳粹德国毁灭。
在镇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以后，协约国对战败的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清算——1920年6月4日，匈牙利被迫签订了协约国制定的《特里亚农条约》。苛刻的条约匈牙利使丧失了原有领土2/3以上和人口的大部分。它的军队被限制在3.5万人，战争赔款为22亿金法郎。这个屈辱的条约直接导致以后匈牙利参加了轴心国——在战争中它是希特勒最为可靠的伙伴之一。
库恩·贝拉回到俄国后，参加了俄国内战。1920年他被布尔什维克党人任命为红军南方战线的政治委员，同弗兰格尔的白军作战，随后担任了克里米亚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1927年苏维埃政府授予他红旗勋章。后来，他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一直生活在莫斯科。在大清洗期间，斯大林解除他在匈共和共产国际的一切职务。1939年11月30日，这个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战以后这个地区被割让给罗马尼亚）匈牙利犹太人悲惨死在卢比杨科监狱中。1956年，赫鲁晓夫恢复了他的名誉。在共产党在匈牙利执政期间，布达佩斯广场被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对诸从属民族的破坏性影响，哈布斯堡二元制奥地利－匈牙利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立即崩溃。同时，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匈牙利共产党人迅速利用了国内的混乱局面来发展并且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在原帝国境内，日耳曼人在维也纳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捷克人在布拉格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同塞尔维亚人联合成立了新的南斯拉夫国家，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也声明同布加勒斯特联合。同时，协约国正准备对战败的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清算，这所有发生的一切让匈牙利人笼罩在愤怒但却无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匈牙利共产党人策略性的同匈牙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结成了联盟——维系他们的脆弱纽带是共同反抗协约国，所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们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共同之处。列宁曾指出——“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应该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尽管失败了，但是它做为欧洲继苏维埃俄国之后成立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库恩·贝拉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中的论述一样——“我们赢得的那段时间，尽管付出了难以补偿的代价，但在匈牙利人民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中留下了给全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它推动了周围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由此可见，我们没有白白地战斗，我们没有白白地牺牲！”
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在创建苏维埃共和国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他的功绩和失误都是那么地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