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回忆录 —— 维亚济马战役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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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回忆录 —— 维亚济马战役亲历记

苏联退役中将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卢金


“由于在维亚济马地区被围的我军部队的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组织莫扎伊斯克战线的防御。被围部队的流血牺牲是有意义的。在维亚济马附近英勇作战，从而为保卫莫斯科的共同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苏联军人的功绩，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

维亚济马战役（1941年10月2日-13日）是莫斯科远接近地保卫战中最紧张、最沉重的战役。在8月至9月间，在苏德战场的中部，敌人转入顽强的防御，并不断补充兵力，准备对我国首都进行决定性的攻击。我们也在恢复有生的战斗力量，不断吸取在夏季作战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西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铁木辛哥始终念念不忘从法西斯分子手中夺回斯摩棱斯克、消灭该地区敌军。因此，在整个8月，以及9月的上半月，西方面军的部队在保留部分部队进行防御外，大都在执行进攻任务。

在这些战斗中，由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指挥的第19集团军的战果最大。他们向西推进了20-25公里，消灭的近4000名敌军官兵，俘获了100多人，缴获了94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击毁了86辆坦克，并击落了7架飞机。除此之外，他们还帮助1500多名红军指战员从包围圈中突围。而К•И•拉库京少将指挥的第24集团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解放了叶利尼亚，重创了这个突出部的敌军。但是，事实证明，以现有兵力兵器，无法取得更大战果，因为自斯摩棱斯克会战之后，部队还没有得到补充（大多数步兵团只有300-400人）。作战人员经验和训练都不足，而弹药和地雷也极其缺乏。

在方面军对面的敌人防线以连队为单位构成据点，相互之间的间隔以榴弹炮、迫击炮和机枪火力封锁。在我们攻击的正面，敌人将坦克半埋入土，构成固定炮兵阵地。在阵地前遍布防步兵和坦克的地雷。战争伊始，敌人不太愿意进入森林，他们宁愿待在开阔地。而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敌人除在城市和村庄留有必要的防守兵力外，将其余部队放在森林中，用铁丝网将树木围起来。在开阔地，也遍布铁丝网和各种不显眼的障碍物。堑壕四通八达，土木工事到处都是。

而我们，很遗憾，还采用先前的那种线式的防线，试图在整个地区展开交战。这里特别要说明，在8月末和9月，我们损失了许多基干的指挥人员。而新任命的军士和优秀的红军战士，显然还缺乏战斗经验。他们基本还不具备指挥排（连、营）的素质和知识。而且，最高统帅部还从部队抽调中等水平以上的资深指挥员，到后方去组建新的预备队。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方面军部队的作战效率。但从事后看，这对后来在莫斯科城下击溃希特勒分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9月12日，科涅夫中将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员。由我接任他的第19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罗科索夫斯基少将被任命为第16集团军司令员、叶尔沙科夫中将为第20集团军，尤什科维奇少将指挥第22集团军。有必要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调换指挥人员有害无利，因为指挥员通常没有时间透彻地了解态势和下属。在9月中旬，我们得到情报，敌人在杜霍夫希纳、斯摩棱斯克和罗斯拉夫利地区集结了大量坦克和炮兵。很明显，敌人很快就要转入进攻了，在主攻方向，敌人在兵力兵器上都大大超过了我们（战后资料：兵力-3.2倍，坦克-8.5倍，各类火炮-7倍）。

从10月1日开始，西方面军在莫斯科主方向上担负防御任务，防止敌人的突破。最高统帅部下达命令，要求以坚强的防守，阻止敌人向莫斯科进攻。但是方面军的防御正面太宽了（有340公里），各集团军只能抽出一个师作为预备队，这对于建立防御纵深是远远不够的。而方面军司令员所掌握的预备队也少得可怜（总共3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和2个摩托化步兵师）。

今天我们知道，法西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当时集结了1700辆坦克、1900多门各类火炮，并且有第2航空大队的支援（超过1000架飞机）。但西方面军的情况呢，在当时，我们方面军被认为是最为强大的。这里我引用科涅夫元帅的话：“我们有479辆坦克（其中现代化坦克只有45辆）、1524门榴弹炮和733门迫击炮。方面军空军有歼击机（老式）106架，ТБ-3、СБ型轰炸机63架，Ту-2昼航轰炸机5架，Су-2昼航轰炸机4架，Ил-2强击机8架。部队特别感到的是缺乏高射炮和反坦克炮……”

西方面军司令员在9月20日和26日两次强调要防备敌人正在准备的进攻。19集团军的情报人员从熟悉环境的当地居民那里获得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情报。特别要提的是三名志愿者：共青团员弗雅切斯拉夫•马库罗夫以及他的表兄弟阿纳托利•普拉托诺夫和菲利普•普拉托诺夫，他们使我们和雅彻夫斯克市委取得了联系。这个侦察小组有15人，由弗雅切斯拉夫•马库罗夫领导，成员还有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尼古拉•普里古辛等。他们多次深入敌后，获得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到9月底，集团军的情报官报告，大量的敌军、坦克和火炮在杜霍夫希纳地区集结。敌人准备开始进攻了。在9月的下半月，敌人在我第30、19和16集团军的防御区域进行了一些进攻，侦测我们防御的薄弱环节、了解防御体系，特别是侦察炮兵的位置。在敌人的持续进攻中，19集团军防御体系和部队的作战表现有喜有忧。集团军的参谋人员和政工人员从中吸取了经验，并把这些经验贯彻到部队和分队中。为了隐蔽基本的炮兵发射位置，命令炮兵连和炮兵营都必须隐蔽三分之二的火炮，并且要经常移动发射炮位，从不同位置向法西斯分子发射。当敌人发动正式进攻时，要立即对敌人进行炮火反准备。

集团军司令部准备了多种防御作战预案。我们非常关注与各下属部队的联络。针对敌人可能突破防御纵深的可能性，我们制定了轮式联络的方案。另外还编制了无线电信号。为每个师都配备了两名带有地图的集团军司令部的联络官，为他们配备了汽车和摩托车。而且，集团军司令部还配有骑兵连，这也可以用于和下属部队联络。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联络军官的作用，因为当时电话联系经常中断。所以需要他们带着地图到各作战师，图上标有由我签名的任务。这种地图是最重要的文件。当然，还有无线电联络，但由于技术原因，各师的无线电站工作状态非常糟糕。而且，敌人能够测定工作中的无线电的方位，所以师长们也不喜欢带着无线电跑来跑去。因此由联络官完成通信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他们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各作战部队始终处于我的整体控制下，而没有失散，直到战役的最后时刻——10月13日。

在9月份的下半月，集团军的参谋军官和工兵部队对整个防御阵地进行了检查。在防线上构筑了绵亘的战壕。在可能受到坦克威胁的方向埋设了反坦克雷，挖了大量防坦克的陡坡和反坦克壕。并构筑了很多发射掩体。很遗憾，工兵设备和地雷都很匮乏。

集团军政工人员、党团组织、军团和分队的指挥人员和政委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集团军和各部队的宣传机构大力宣传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号召全体官兵，以顽强的防御保卫祖国，坚决不让敌人冲向莫斯科。方面军和集团军都命令，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到10月2日夜，部队还是缺少大量的弹药、燃料、食品和工程器材。据战后的资料我们知道，早在9月6日，德国统帅部就向“中央”集团军群发布了第36 号命令：尽快（不迟于）9月底发动进攻，以维亚济马总方向实施双重包围，消灭斯摩棱斯克以东的苏联军队。

9月16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向各集团军发布了进攻莫斯科的命令。为了在严冬之前到达莫斯科，德军计算出不能迟于10月初发动进攻。由第9和第4集团军承担主要进攻任务，为此，将坦克第3和第4集群分别配属这两个集团军，充当强大的打击力量。这两个坦克集群拥有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和步兵，能够突破罗斯拉夫利-莫斯科公路和斯摩棱斯克-莫斯科高速公路之间的苏军防御，并合围这些部队。10月2日清晨，敌人对第19集团军及其友邻部队的整个防御纵深进行了短促但是猛烈的炮火和航空兵准备，敌人的飞机多波次，每波都以大机群向苏军的前沿阵地以及位于防御纵深后方的炮兵阵地和部队进行突击。方面军司令部也遭到了空袭。炮火准备之后，敌人的坦克和步兵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开始了冲锋。在我集团军的四个师正面，有十二个德国师（其中有3个坦克师 – 415辆坦克 – 和1个摩托化师）。敌人探测出我第30和第19集团军之间在亚尔采沃以北的结合部，立即投入了大量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结果，在这里撕开了一个30-40公里宽的缺口，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如雪崩般涌入。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方面军已下达了命令，要特别注意各部队间的结合部，并采取特别措施加强了这些地域的防御。但事实证明，这还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次打击是由第4集团军（含第4坦克集群）向罗斯拉夫利以东的我第24和第43集团军发动进攻。经过激战，敌人突破了战线的结合部，同样，德军马上投入向突破口投入了大量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预备队方面军的战士（来自民兵师）虽然士气高昂，但他们装备极差，训练严重不足，作战协同也做得不好。因此，法西斯部队能够快速突破这些第一梯队的防御，把他们击溃，并快速向东突进。

第19集团军在这一整天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损失惨重。在我第91、89和50步兵师的个别地段，敌人突入我军防线，而在集团军的主要防线上，敌人未取得进展，只是我第244步兵师的右翼在10月3日夜被迫撤到基本阵地，使右翼被迫向北弯曲，它的913团与主力的联系被切断。营救该团的任务由同一个师的第907团实施（团长乌沙诺夫上校）。尽管受到敌人优势的步兵、坦克和飞机的不断突击，该团还是不断发动反击，终于使913团得以突围，和主力会合。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的团长乌沙诺夫上校在带头发起反击、营救战友时牺牲了。

第30集团军（司令员В•А•霍缅科少将）的右翼击退了敌人所有的进攻，但它的左翼受到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压力，不得不向东后撤。在第16集团军的防守地段，也展开了激烈的作战。集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报告说，第16和第20集团军击退了希特勒分子所有的进攻。为了恢复第30集团军的态势，从预备队方面军调来了第107摩托化步兵师。但这并不能阻挡住敌军。是的，采取措施时太迟了。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上将于10月3日向瓦迪诺车站地区派出了由他的副手博尔金中将指挥的战役集群。这个集群包括第126和第152步兵师、第101加强步兵师、第126和第128坦克旅，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和第30集团军一起发动反击，挡住法西斯分子，切断敌人各部队的联络，坚决阻挡住敌人的进攻。让集群将敌人的进攻迟滞一段时间是可能的，但要阻止进而击溃敌人，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部队本身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第30和第19集团军的被突破口（30-40公里），投入了我第45骑兵师，隶属我集团军。10月2日-5日，在我集团军战术地幅内激战不断。敌人楔入了我军的防线，但第涅伯河以西的主要阵地仍在我们手中。和友邻集团军的联系到4日晚就中断了，方面军司令员也只能依靠联络军官和无线电保持联系。有线联络已不复存在。到4日，我们还能得到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他鼓励了19集团军的战斗行动，并号召其他集团军向我们看齐……顽强地作战。

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战斗也曾如此激烈，但敌人当时并未投入如此多数量的坦克和飞机。敌人的坦克从早到晚，以每波次30-50辆的规模发动冲击。炮弹爆炸从来没停过。第一日日终时，在我们的堑壕前，堆满了敌人被击毁的坦克和被击毙的敌军尸体。很显然，我们是能够狠狠打击法西斯分子的！在战斗间歇，各级军官和政工人员积极展开工作，用各种方法激励部队的士气。集团军和各师的报纸每天都及时印刷，大力报道战斗中的英雄事迹，作战英勇的战士会在报纸上得到表扬。

10月4日和5日，敌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占领了斯帕斯杰缅斯克和基洛夫，这样，敌人就有可能从深远迂回西方面军。形势很明显：敌人的摩托化部队将对第19、16、20集团军以及博尔金战役集群，以及预备队方面军的第32和24集团军完成钳型合围。

10月4日，西方面司令员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前线部队的形势，但约•维•斯大林并没有立即作出决定，而通话就中断了。于是伊•斯•科涅夫给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总参谋长）打电话，后者保证向斯大林报告前方的情势。这一天并没有得到答复，而前线指挥员是不能独自作出撤退命令的。直到5日，命令才下来，命令撤出部队。到这天日终，第19集团军奉命撤到第涅伯河一线。

撤退行动应该和左翼的第20集团军和博尔金集群协同。在瓦迪诺，我见到了博尔金，他的集群在兵力和兵器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0月6日晚，我集团军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开始撤退。当抵达第涅伯河时，我们得知，敌人突破了第32集团军第220和第18民兵师，截断了他们向东的退路。它们的部队分别被迫退向瑟乔夫卡和格扎茨克，和集团军主力的联系被切断了。

在第涅伯河的东岸高地上，预备队方面军第32集团军的某些部队构筑了15-20公里的防御体系。在桥、高速公路和铁道旁，构筑有混凝土工事，安放了海军炮。800多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负责保卫这些阵地。当然，敌人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并没有从正面进攻，他们从北突破防御，于是这些出色的防御体系完全失去了作用。敌人的第3坦克集群从杜霍夫希纳出发，第4坦克集群从罗斯拉夫利出发，分别从北和西南，向维亚济马总方向发展钳型攻势。到10月7日，这两个集群冲进维亚济马，铁钳合上了，第19、20、24和32集团军和博尔金将军集群陷入了保卫圈。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将合围圈中的所有部队都归我指挥，命令我组织他们突破包围圈。有必要坦率地承认，对我如此的信任，并没有使我感到喜悦，相反，使我陷入深深的忧虑。我知道，这些部队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无论是人员、武器弹药、燃料和粮秣，所有的战地救护站都挤满了伤员，药品和绷带奇缺。我们已经知道自己落入了合围圈。但令人满意的是，部队的士气仍然十分高昂，部队求战的欲望十分高涨，都渴望着和可恶的敌人决一死战。

我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突破由敌人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组成的包围圈。要找到敌人的软肋，投入第二梯队，需要部队神经高度集中、具有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敌人不断收紧包围圈，使我们的机动越来越困难。我决定组织三个突击箭头，但没有突破成功。最终，我们确定，艰难的时刻来到了。在敌人发起进攻前，集团军的炮兵部队还是充足的，但只有两个高炮营，无法为部队的主突方向提供足够的防空掩护。敌人的航空兵几乎是毫无顾忌地进行轰炸。合围时我们只有两个基数的炮弹。我下令，把它们集中到一起使用，帮助部队守住既有阵地。还好，我们从方面军的仓库得到了另外两个基数的弹药。

通过无线电联系，我和菲利普•阿法纳赛维奇•叶尔沙科夫达成一致，采取联合行动，争取突破包围圈。我通知他，我将用第32集团军的两个师在维亚济马以北实施突破。但其中的一个师被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布琼尼调走了，而另一个师则正陷入和合围敌军的苦战，部队比较分散。

我召集了各师的所有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告诉他们，完成如此艰巨的突破任务，是多么光荣的事情，他们也坚决表态，只要还剩下一个人，就一定要完成任务。指战员们抱着“牺牲自己，解救同志”的信念，奋勇无畏地投入战斗。知道10月11日，我们反复尝试突破合围的冲击，但没有成功。我再一次召集了各师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我告诉他们，我们的形势已经相当恶化了。炮弹已经很少，子弹也不足了，没有食品，部队只能靠马肉充饥。药品和绷带已经用完。救护站的帐篷和病房挤满了伤员。床单、衬衣都用来撕成绷带。无法照料伤员，让我的心都快碎了，但战士仍在坚持。只要还能拿起枪的人都还在坚韧地战斗。他们知道，敌人在冲向莫斯科，我们必须保卫它！敌人尽力想从包围圈抽出部队。但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因为我们的存在死死拖住了敌人的部队。我曾被多次问到，特别是专门研讨这些战役的会议上，为什么我们的部队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实施撤退，以至于最后到这步田地。在当时——1941年的10月，我确信自己的指挥没出什么差错。时至今日，过了这么多年后，在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后，我仍相信当时所采取的行动是恰当的。一方面，方面军的任务就是挡住敌人，方面军领导为部队提供了支持和进行了鼓励，没有命令让我们撤退。另一方面，如果部队撤离阵地，很有可能在撤退过程中被法西斯摩托化部队赶上并击溃。

在包围我们后，希特勒分子采用了持久围困的战术，他们保留了机动力量和装备。因为感到炮弹不足了，所以只是不断击退我们的突围尝试。对于敌人来说，要吃掉我们，也是困难的，这从截获的敌人无线电通信得到了证实，在德军第7装甲师师长冯克发出的一份明文电报中，他回答了上司的质问——为什么不向莫斯科前进，他回答道，他的部队被俄国的第19集团军缠住了，很难一下子消灭掉；虽然应该进攻，突破，但弹药不足了。

10月12日，我召集了最后一次指挥员会议。我命令集中所有炮弹，作最后一次近卫迫击炮（“卡秋莎”火箭炮的代称，meleechen注）齐射。我命令步兵第2民兵师实施突破，这个师之前还未在战斗中受到大的损失。师长•Е瓦什科维奇少将是一个有能力的将军，他的师还得到了800名海军官兵的加强。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第92师也参加突破。我向方面军司令员和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报告了现实的情况，然后集中所有炮兵和“卡秋莎”火箭炮进行了最后一次齐射。我选择的突破方向是格扎茨克方向的博格洛德茨克耶村。（meleechen 注，在这个村附近，共有19000名苏联士兵阵亡）如果在这个地域突破失败，我计划和第20集团军实施联合行动。

我在•Е瓦什科维奇少将身上倾注了所有的希望。这要求这个师的行动准确快速。如果我们这天晚上还不能突围，那么明天，敌人就会把我们彻底消灭。我向少将提出了要求，握手致意，然后就分别了。当然，要组织突破，必须作充分的准备，向每个指挥员说明各种具体问题。但现在没时间了，必须快速行动，这大家都理解，到明天，一切都太晚了。我们等待着太阳下山，这样敌人就觉察不到我们调动和集中部队。我为这些师选择的突破口宽约6-7公里，是一片沼泽地，因为在这里，敌人的坦克是无法行动的（敌第7坦克师就在我集团军的正面）。炮火准备开始了，“卡秋莎”在怒吼，各师开始了进攻，并且突破了包围圈。第91步兵师师长И•А•沃尔科夫上校快速跑到我这里，向我报告：“将军同志！突破已经达成，请您带领集团军司令部突围！”我立即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情况。这时敌人向突破口开始炮击。我对沃尔科夫说，在至少一半部队突围前，我是不会离开的。我说：“请你带领自己的师，守住突破口的两翼。”但没过多久，包围圈又封闭了，敌人向突破口投入了新生力量，挡住了我们的突破。

身处包围圈，和我有过相同处境的人，能够理解我真实的叙述。部队的士气没有被击垮，但处境已经毫无希望。我再一次召集了指挥员和政委。很明显，他们在等待着我能带来奇迹。但奇迹不会再发生了（在7-8月份的斯摩棱斯克会战中，卢金率领第16和20集团军的主力，从合围圈中突出，创造了“奇迹”，meleechen注）。我觉得自己的喉咙一阵阵地发堵…该说什么呢？我说道：“同志们，形势已经毫无希望了。敌人把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到了东面，把我们挤压到了很窄的区域。但如果我们在第20集团军方向，向维亚济马以南突破，也许能取得成功。”我命令部队分散突围。10月13日，集团军分成小股部队，单独行动。事前，根据我的命令，炸掉了所有的火炮，烧掉了所有的坦克，并要求宰杀所有马匹。战士向我报告，在杀掉第一和第二匹马后，他们再也不忍心举起枪了。他们解开了缰绳，放走了马匹。

和我一起行动的，有集团军司令部和来自不同部队的千把人，我们的武器只有步枪、自动武器和手枪，朝着第20集团军的地带，维亚济马西南方向前进……


后记

1941年10月14日，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卢金中将在突围过程中受重伤被俘。在战俘营，他因伤被截去了右脚。德国人尝试诱使卢金叛变，但始终没有成功。于是卢金被投入莫特豪森死亡集中营，在那里，卢金始终表现得英勇不屈。他于1945年5月获得解放。1946年11月因健康原因退役。1970年3月25日逝世于莫斯科。